王国维先生曾用三句诗词概括了人生的三种境界，人生思想之初便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而在苦苦追寻之后便有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而当一个人无论从学术还是人生境界上达到高处的时候往往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同志和夫人许鹿希教授伉俪情深的爱情故事也可以用这三句词来形容。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说起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爱情故事，首先要从他们的家世说起。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邓以蛰先生的公子，而许鹿希则是我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先生的千金。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邓以蛰教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而许德珩教授则在北大法学系任教。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处江湖之远的广大爱国教授只有在家庭来往中抒发着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许德珩先生经常偕夫人劳君展先生到邓家做客，家里的孩子们不免也来往于两家之间，邓稼先深得许老夫妇垂爱，直到邓稼先成了许德珩先生的女婿之后，许老夫妇还是视如己出一般称呼邓稼先：“邓孩子”。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邓以蛰教授当时因身患肺疾，全家滞留北平。为了奴化中国人，日本鬼子强迫中国百姓向日本兵行鞠躬礼。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霸道，少年邓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气愤，他宁愿绕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礼。1940年初，在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的邓稼先气愤地撕碎了日本旗踩在脚下，事后，校长找到邓以蛰，对他说：“这件事早晚会被汉奸报告给日本人的，太危险了，还是想办法让孩子躲一躲吧。”这样，16岁的邓稼先被迫离开家、离开北平，他怀着救国的理想和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踏上了追求科学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回到离别数年的北平，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这时候，班上有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孩让邓稼先似曾相识，这就是许鹿希。家学渊源、青梅竹马使得这对年轻人有了心的沟通，这也就是他爱情的开始。
1948年，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核物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他仅用了23个月就完成了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博士学位，怀揣科学报国的豪情壮志，在拿到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祖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事业。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说起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爱情，不能不提到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先生。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有个北大的教授宿舍，而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的先生郑华炽教授与许德珩先生同在北大任教、又是宿舍中的邻居。可以说邓仲先先生对许鹿希品学兼优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由衷地喜欢这个清秀端庄的姑娘，到1950年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邓仲先和许鹿希的母亲劳君展的撮合下，邓稼先和许鹿希1953年成婚。
1958年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表示同意。那晚，邓稼先睡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许鹿希问：“你今天是怎么了？”邓稼先坐了起来，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调动工作。”她忙问：“调哪？”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许鹿希又问。“这也不能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仍然坚定地说：“这不行。”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研制原子弹之初，邓稼先主持的是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这期间每天还能回家，但是理论物理方面的突破在当时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的条件下，科学家们只有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来和时间赛跑，据邓稼先的学生胡思得院士回忆，那时候因为完成一天的工作往往要到凌晨，而邓稼先回到北医的小两口的宿舍的时候往往大门都关了，邓稼先只好先翻过铁丝网，再由胡思得等几个年轻学生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举过去，当邓稼先蹑手蹑脚地回到宿舍，开门迎来的往往是许鹿希担心的目光。
到了进入试验物理研究阶段，邓稼先彻底音讯全无地“人间蒸发”了。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出差”了数年的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才重新相聚，而在这长久的想念之中，总有许鹿希分别时候的“我支持你”的牺牲与奉献。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在宿舍区的家里，依然保持着邓稼先在家时的样子，每天清晨的篦帚清理之间，许鹿希总是按照邓稼先在家时的样子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其中寄托的不仅是思念，更有一往情深的心心相通。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并立即进行了手术。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四五个小时，等候手术结果。1986年1月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先生因病住院，邓稼先到医院看望许老。术后的伤口和癌细胞的侵蚀常常使邓稼先痛得满身大汗，要垫一个橡皮圈才能坐下，许鹿希满眼凄楚。
人说夫唱妇随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体现，我们的大科学家依然如此，当许鹿希回忆起年轻的邓稼先时曾说：“那时稼先工作很顺利，也很有成绩，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末我们总是带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描绘的是一幅恬静、愉快的学者生活画面。然而在得知邓稼先要为祖国“放大炮仗”的神圣使命的时候，许鹿希，这个家学深厚的大家名媛却以“我支持你”默默地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这种相随不渝中渗透着相濡以沫的悠远情愫。
熟悉邓家人的同事、朋友都说邓家人特别好，这一方面缘于家学传承，另一方面也是家庭和谐温馨所使然，上世纪70年代，邓稼先和许鹿希两人的月收入近400元。在当时，对于四口之家来说，是很高的收入了。但邓稼先有时与同事们一起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谈得时间较长，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这时，他就拿出10元钱请大家在砂锅居吃一顿。他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火烧，带回家去吃。而许鹿希却总是乐于煮些挂面就着火烧带领着孩子们吃，所以邓家也被同事们戏称为“有钱的困难户”。
“文革”期间，身陷批判当中的邓稼先提出了“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的口号，但人缘淳厚的“老邓”总能把分属于各个不同派别、不断争斗的工人、干部和科学家团结在民族荣誉的大旗下，引导大家把科研生产进行下去，1967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而这时的许鹿希却在不停地以“出差了”回答着邻居、同事们“孩子他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终年62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被人家落下。”当中央领导同志询问许鹿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许鹿希的要求是：“请派个医疗队给基地的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斯人驾鹤已问仙，故人殷殷寄深情。今天，每每谈起邓稼先，许鹿希教授依然是那么一往情深……